帶一本書去旅行

已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除了地圖集和Lonely Planet旅遊手冊之外,總會在旅行背包裡再放一本書。或許只是因為,帶著一本從家裡書櫥抽出來的書,讓我在陌生的國度稍微有了一點安全感。有個朋友,出遠門總要把一個小抱枕帶去旅館,想來是同樣一個道理。背包裡的那本書,那麼不實用卻又那麼必須,雖然在旅途中很少有哪次是真正把帶去的書看完的,只是在空蕩的機場等待轉機,陌生人接踵經過身邊,手上的書,可以讓自己如下錨的船,在旅程之中有了暫停的時光。

 

旅行帶去的書,應當不能太厚重,想來也不能太嚴肅,而且旅程中容易被小事打斷看書的時間,所以大概也沒辦法一路看長篇小說。這樣說來,倒是十分適合重看那些曾經讀過的書,隨手翻到哪一頁就從哪一頁開始讀起,有些當年忽略的句子,會突然發光。飛行的時候,很適合讀聖艾修伯里的小說,比如《小王子》和《夜間飛行》,恍若此刻就在星星之間漫遊。鐵路遠行一定要有簡媜的散文《隨書飄浪》在手上,在搖晃的車廂裡,就只為讀一句:“請務必為我描述一屋一榻,讓這負傷的靈魂逐字逐句回家。”

 

一個人旅行的時候也十分適合讀詩。帶一本詩集上路,偶爾就讀一兩首,時間很短,不會因此錯失一路風景。而且在發呆的恬靜時光,詩句格外耐得慢慢咀嚼。

 

許多作家都愛旅行,比如說村上春樹,一路來寫了不少旅行筆記,總有悠然而寂寞的味道。《邊境‧近境》、《遠方的鼓聲》、《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等等都是旅行背包裡的好書。有時也不妨村上春樹的書當成導覽手冊,他會教你去土耳其的時候,“不論你吸不吸菸,都請帶一條萬寶路去”,那是向土耳其人表示友善的第一步。

 

村上春樹在學生時代就開始背包旅行,即使是在結婚之後,也常和妻子揹著背包到處去。在《邊境‧近境》這本書裡,村上春樹這樣說:“在這樣一個邊境已經消失的時代,我依然相信自己心中還是有製造得出邊境的地方。”村上的書總是一再提醒我們,出走和回家的必要。

 

讀著作家筆下的旅行小品,總會訝異發現,即使如今身處在書裡所寫的同一所在,看去同一景物,卻往往風貌氣味皆異於於眼前。這彷彿成為每一次的旅行閱讀裡最值得琢磨玩味的部分。追隨作家的腳步、嚐試體會作家的情感和記憶,彷彿又經過了一次全新的旅行。或者之中也有自己完全不曾留意、不曾觸及的嶄新視角與觀點,像是身邊多了一個老友,彼此交換著旅途種種,也再次認識了這個異鄉。

 

所以,到京都應該帶上舒國治的《門外漢的京都》,到哥倫比亞不妨把馬奎斯的《百年孤寂》當成睡前讀物。據說蔡康永讀過《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之後,才恍然大悟巴黎跳蚤市場的器物為何如此華麗與雍容。我倒有個友人到東京旅行,竟然帶了宮部美幸的《模仿犯》上下集,真是不畏勞苦。當一個人想要逃避現實的所有事物,想要在孤單旅行中找回某些最美好的東西,就把《麥田捕手》帶去吧。

 

(原載:馬來西亞版MensUno.七月號)


到紐約尋找八百萬種死法

如何想像紐約?在那高聳樓層拼裝起來的巨大城市,夕陽緩緩拉出建築物的菱角,街道在那暗影底下閃動斑斕碎光。也許會有行色匆匆的路人和你擦身而過,而你無從辨認他們木然且相似的表情。那麼,如何以偵探小說想像紐約?也許你可以從大街轉進某條巷子,推開一扇小酒館的門,在吧檯選個座位,點杯波本酒。城市過度虛耗了白日時光而彌漫疲憊的入夜氛圍裡,坐在你身邊的那個中年男人會轉過頭來這樣告訴你:“在這個城市裡,有八百萬個故事。你可知道?這裡也有八百萬種死法。”

 

他是馬修,偵探小說大師卜洛克(Lawrence Block)筆下的落魄私家偵探,帶著被酒精浸黃的一雙濁眼,卻溫厚地看著他身處的城市裡,那些折光閃爍的幽微細節。這座城市正是紐約,小說家迷戀的罪惡之都,美國偵探作家協會票選“最佳謀殺城市”的第一名。彷彿在這裡,每個人皆可能隨時隨地死去。那繁花將盡的宏偉城市,也即是卜洛克小說裡永恆的場景和主題。

 

一如張愛玲的上海,或者川端康成的京都,我們無法忽視卜洛克小說裡建構出來的紐約,像是雕琢華麗的潘朵拉之盒,他打開了紐約的異色黑夜,筆下的死亡兇殘離奇,卻又留有一絲人間希望的餘溫。在《八百萬種死法》這部小說裡,我們跟著馬修走進紐約的暗影,穿梭在優雅的黑人皮條客和妓女之間。跟著馬修,好像也逛遍了紐約的各式酒吧。《八百萬種死法》好像是各色妓女生活的一種記錄,一如《酒店關門之後》彷彿為了追念紐約那些被時間遺忘的老酒店。他帶著我們詩意又慵懶地漫步紐約,教會了我們寬待死亡。

 

卜洛克的馬修系列已寫了20年,從1976年的第一本《父之罪》,到2005年的《繁花將盡》,中年的偵探馬修也隨著時光年老。我們的犯罪風景導遊卜洛克本身就是個老紐約。他寫80年代疏離又繁華的城市,也在《小城》細細描述了911悲劇之後,紐約客們彼此依偎的複雜心情。卜洛克的筆觸冷硬,卻能透過洞悉世情的主角來溫暖人心。也怪卜洛克把總是把人物寫得太過真實,八百萬紐約客,那些酒保、妓女、清潔工、政客、警察……他們在小說裡的生活結合著紐約的種種變化,彷彿也活生生地存在現實各處。所以後來我們的作家朱天文來到紐約的時候,還不自覺地在人群裡張望,一心期望或許會遇到偵探馬修正默然走在街上。

 

奇怪的是,近年改編小說的電影大行其道,但我竟想不出卜洛克曾經有哪部小說被拍成電影。(侯孝賢曾認為梁朝偉最適合演馬修。)倒是他去年和王家衛合寫了《我的藍莓夜》(My Blueberry Nights)的劇本,結果原本靜伏在小說裡的人物和場景竟意外地在這部電影一一浮現,叫人熟悉又感傷。紐約的供餐酒吧、溫柔微笑的bartender、美麗又狡獪的賭徒、午餐時間快餐店裡的人們浮躁地進食乏味的漢堡和薯泥、那吧檯釘著一疊寂寞的帳單無人償還……還記得那個苦悶酗酒的警察阿尼嗎?他剛和妻子離了婚,坐在吧檯上拿出一堆塑膠籌碼,對著Norah Jones說:“我參加了戒酒協會,每次參加活動,就能得到一枚白色的籌碼……”恍惚以為那是卜洛克筆下的馬修,正在對著紐約無盡的深夜喃喃自語。

 

“呃,在這個城市裡,有八百萬個故事……”我一度還以為他下一句會這樣說。

 

對了,王家衛怎麼會找上偵探小說大王卜洛克寫愛情劇本?據說除了王家衛自稱為卜洛克的忠實書迷之外,竟然是因為他自己唔識寫英文對白。

 

(原載:馬來西亞版MensUno六月號)

將來要一起拯救地球


浦澤直樹的漫畫《20世紀少年》有一幕讓我十分感動。那還是第一冊,主角遠藤賢知和童年時代的玩伴們聚首在小酒館裡,彼時他們都已是三十多歲的男人了。有人突然想起了童年時大伙兒一起埋在樹下的寶藏,他們一路走回已遭時代無情變遷的昔日場景,在挖開那個生鏽鐵盒之後,才訝異於裡頭玩笑似的裝滿了玩具蛇、泡麵、色情海報、玻璃珠和紙牌。


下次打開這個罐子,就是地球面臨重大危機的時候。我們要保護地球,不受敵人侵略!」


想起童年立誓時,在日光樹影底下的理直氣壯,原本醉意微醺的男人們竟都低頭靜默起來。我總是會想起這一幕。那城市菱角分明的剪影裡,他們之中有人順理成章地成為任勞任怨的上班族,有人放棄理想繼承家業,也有人任由心愛的電吉他棄置封塵;浦澤在那凝鏡定格的停頓時光怦然打動我的是,男人回望如今身影黯淡的自己,心底所閃現的一句話:「我們後來有沒有變成自己想要成為的大人?」


連載八年的《20世紀少年》終於在2008年完結。漫長等待的故事謎底至此彷彿都已不再那麼重要了。我始終都認為,浦澤直樹的《20世紀少年》是向一個時代充滿著愛意和不捨的告別。那幾乎無處不在的懷舊符號:阿姆斯壯登陸月球、1970年的大阪萬國博覽會、時光膠囊、鐵人28號、保齡球風潮……那幢由滿牆的Sunday漫畫週刊和老舊玩具所堆疊出來,恍若隱喻那樣存在於現實的寂寞之屋。還有最後等待主角登場,構圖和氛圍都像極了1969年胡士托音樂節的搖滾演唱會。連主角化名「矢吹丈」,都是對70年代日本漫畫《小拳王》的致意。


所以,由「朋友」處心積慮塑造出一個龐大且相當一廂情願的未來場景,並沒有更先進且充滿金屬感的科技設施,反而回到蕩漾舊日光度的蕭條和70年代的緩慢節奏裡。這不免要令人猜想,這樣細節繁複而無用的世界,原來才是浦澤直樹一開始就執意想要拼湊出來的偉大的懷舊廢墟?


我深深為此迷惑。


記憶中蠢蠢欲動的童年回憶總是因此被浦澤輕易牽扯。孩子們自那尚未踏實的現實之中所一起創造的一處隱喻世界,永遠都那麼純粹而精彩。每一個長大之後的男孩,大概也有類似於漫畫場景那樣的記憶:在草坪上歡快追逐、群黨的秘密基地、賣零食的阿婆、機器人卡通片……那時日光澄清,壞人還沒有變壞,我們都是正義的一方,在午後陽光自葉隙撒漏、瀰漫濃厚青草氣味的秘密基地裡,大聲而堅毅地約定:將來一定要一起拯救地球啊!


和48歲的浦澤直樹一樣,和我們一樣,《20世紀少年》的角色們從孩童長成了中年。浦澤召喚術之下建構的末日世界裡,最後靠這幾位大叔大嬸完成了兒時許諾的英雄任務。然而有時我會從他們臉上和嘴角的刻痕(他們曾經是那樣的孩子哩),看見那些因為災難而大片大片被虛擲的時光——他們一下子就變成了中年人——而動容於他們捍衛兒時夢想的堅持。


如果,如果這一切可以重新來過的話……


回到那個被允許無償浪費的時光吧。他們曾經各自在家裡守著電視直到凌晨四點,那是阿波羅11號登陸月球的實況直播。然而和預期見到的壯麗宇宙全然不一樣的是,因為收訊不良,電視上只是一面雪花紛飛的模糊影像。那其實是沉悶無比的漫長等待,但他們卻都那麼堅定的相信,未來會因而變得更好。像在《21世紀少年》完結篇的最後場景裡,少年賢知穿著校服一個人躺在學校的天台上,塞著耳機聽T-Rex的歌。只要心裡淌流熱血,不管現實是多麼巨大而艱難,一切一切都會慢慢地變好吧。


因為正義是不會死的。




(原載:大馬版MensUno.創刊五月號)



小熊湯圓

小時候也喜歡過冬至。和其他熱鬧節日不同的是,冬至總是不動聲色悄然降臨。你無從由大人們一早忙進忙出的神色,或者街巷張燈結綵的情景來數算它的跫音,甚至百貨公司的大減價傳單也不曾為之宣傳。總之,冬至還真是個安靜的節日哩。

對冬至有所期待,當然是因為可以吃湯圓的關係。以前家裡也會煮一大鍋湯圓,晚上廚房響起鍋蓋噗噗燒開的聲音,一屋子就是薑和斑蘭葉的香味。我家湯圓不包餡,桌上的糯米團就分兩大塊,一塊白色的,一塊粉紅色的。只要從那坨揉好的面團捏一小枚下來,閤在一雙掌心裡搓,把它搓得圓巧即是。那粉紅色和白色的小小粉丸,在大盤子裡同心圓那樣排列整齊,真是好看的。

當時的我樂此不疲,幾乎把搓湯圓這回事和學校裡玩的粘土美勞聯想在一塊。真的也就擰了面團,扭扭捏捏成八爪魚、車輪、毛蟲之類的玩意。自個兒玩玩可以,胡鬧著要把那些怪模怪樣的面團也和湯圓一起進鍋去煮卻是被嚴禁不給的。

有一次趁母親走開,自己搬了椅子,手包了濕抹布開打鍋蓋,湊著那騰騰冒煙的鍋子,望了四下沒人,連忙就把一個捏好的粉紅小熊丟了進去。起鍋的時候,母親一臉狐疑看我跟進跟出。那年冬至,一家人的碗裡都沒有出現我的小熊湯圓。待大家打飽嗝心滿意足到客廳看電視的時候,我忍不住溜進廚房,用勺子往鍋裡撈了半天。然而不知為什麼,我的小熊湯圓,竟像方塘溶化那樣無聲無息地消失在那鍋湯水裡頭了。

未命名的世界

那間廢置於市街之中、最後被拆毀的小學校舍,對我來說,它一直是一個隱喻;抑或它就是時光廢墟的實景——背負著戰前歷史,卻在白蟻鑽營之下頹然地剝落消失。那些午睡夢境一樣的小學記憶,不似中學時代鏡頭失焦的暖昧時光,小學的景象總是洋溢對比強烈的午後日光:巨樹板根撐破石灰鋪填的課室走廊、椰漿稀薄的咖哩麵條(一碗三角)、驟雨過後的校園總是淹水,孩子們把校鞋襪子拎在手裡,赤腳拖著泥水,漣漪就揉皺了樹木的倒影……

那仿似眼前世界尚未被全然命名,而允許稍稍脫離現實的光景。

那時我們的班主任是個姓龍的女老師,教中文和數學。我們這班是她從一年級一路帶上來的班級,也就是說,她當了我們六年的班主任,牢靠地記得我們每一個同學的臉孔,甚至脾性。小孩子長得快,說是看著我們長大的也不為過吧。我如今總是覺得,她在我們畢業前夕的班上悠悠說起這些的時候,心裡是有一些不捨得的。老師那時也已經四十歲左右了,仍是未嫁,孓然一身。離開學校之前,她準備了一些禮物給班上的幾個同學,我收到一本中文詞典,深藍色的封面,上海書局出版,扉頁有個娟秀的簽名。

老師的侄子是個唐氏兒,大約是我們唸五年級的時候進來學校,插到三年級的某班。他被安置在課室最後一排的角落,靠著門口坐,走過課室就看見他。唐氏兒的面貌都一個樣,竟看不出是幾歲,也不敢問,只是身型倒比一般小學生高大一些。每天上課時間,老師的媽媽就陪在課室門邊照顧他。想是老師求情,學校才通融收容了他們兩人。於是一個老阿嬤,和一個白痴仔,一直是當時校園裡格外引人注目的風景,像是兩個進錯場次的演員,我們每次走過他們身邊,都要偷偷望他們幾眼,卻又怕被他們知道。也不知為什麼,竟從來沒有看過白痴仔的父母來過學校。

我們這班和老師很親,畢業之後,仍會在每年的農曆新年去探訪老師。那是峇株舊街的一爿老店,像是批發什麼的生意;興許是祖傳的家業,卻和所有的老店一樣,最輝煌的時代已經過去,留下了龐大而無從清除的木頭潮溼氣味。即使是新年,刻意貼上了艷紅裝飾,也掩不住陰暗蒼涼。而我們幾個同學就坐在那搖搖晃晃的木凳上,和老師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大約就是談著各自中學的瑣事。白痴仔那時坐在一邊,穿著一件白背心,嗯嗯哼哼地不懂在說些什麼,像是在鬧著別扭。老師叫他上樓睡覺,他起初不要,後來賭氣踩著木頭樓梯上樓,一步一步好大回聲。而老阿嬤說不通華語,任由我們胡扯。她總是微笑在那裡安靜地陪伴我們,誰杯子裡的可樂喝光了,老阿嬤就要來斟,讓我們十分不好意思。

後來老阿嬤就去世了。那小說世界裡任意調度的魔術時刻,在現實生活中,卻一次都沒有發生。我那時在國外唸書,和小學同學彼此失散了好幾年。回鄉之後,才知道他們仍履行著每年新年去拜訪小學級任老師的約定,倒是自己脫隊了。問起同學關於老師的近況,都說好,只是華髮叢生了。想問白痴仔後來怎麼樣,最後還是沒問,也沒人說起,老同學倒是繞到買屋生子的話題去了。什麼時候開始,我們也擁有了自己的人生,以及磨難。從前那些未被命名、恍如太空失重漂浮的事物,如今皆隨著長大一件一件被標記定格。想起好多年前第一次去老師的家,從那陰暗的老屋鑽身出來,一時日光耀眼。我們一行人穿著光鮮新衣走在騎樓底,踩著石灰走廊上一地爆竹紅屑,經過一間一間老店緊閉的門口。小鎮老街彷彿和往常沒什麼不一樣,而那年十三歲的我們,卻像剛自一個巨大且無以名狀的夢境歸返,久久沒回過神來。

延伸閱讀:
《畫夢》上
《畫夢》下

 

 

 

山口百惠的告別

山口百惠是我第一個喜歡上的日本女星。那已是遙遠的一九八○年代,我的小學時代,新加坡電視台播映了幾部她和三浦友和主演的連續劇。劇情總是她身負絕症或殘疾,臉色蒼白地面對那接踵而來的噩運。現在想來,大概都是一些生離死別的苦情戲吧。那結局一貫是女孩死了男孩伏在白色的病床旁邊悲泣不已。我且不止一次看著山口百惠臉色蒼白地驟然昏倒(因為她患了白血病),或者因為扮演雙腳無法行走的少女,頹然跌在地上,仍堅持用雙肘艱難地拖動她麻痺木然的下半身(裙襬下的那截小腿真的好白),咬著牙關一吋一吋地行進……

卻已再也不能想起,那些眼淚橫流、演員和物景皆因為膠片太舊而泛綠的畫面,到底是出自什麼劇名了。

我只依稀記得那些暖烘烘的飯後時光,無所事事地躺在地上陪我媽看那些被配上華語的日本連續劇。時間澄清如水,女孩笑起來就露出一顆可愛的虎牙。山口百惠竟因此變成了我懞懂時光的一抹綺麗淡影。那時她真的和三浦友和結了婚,自日本演藝圈全身而退。而我卻要到了高中,才無意中在電視上看到《伊豆舞孃》(被塞在凌晨兩點收視率最低的垃圾時檔);那猶帶稚氣的山口百惠在河岸上跑啊跑著,遠方的船已行遠,她仍用力地揮著白色小手帕……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山口百惠的第一部電影,她那年十四歲,卻已經提早演練了那永恆停格的告別。

 

蛻變

回望自己的少年歲月,那過剩的時光裡,我曾經沉迷在一些抑鬱又脫離現實的小說之中。而今想起,仍愕然於書裡怪誕的情節,竟不時折射成日後生活的某些寓意。(像失憶之人偶然走進失落的場景,恍然電光一閃?)也許我還可以像以前學生時代那樣,從髒兮兮的背包裡掏出卡夫卡的那本《蛻變》——彷彿時光之書,那志文版封面上神經質的卡夫卡照片一如永恆之昨日——然後一個人坐在那日光碎語的植物園木椅上,盤著腿,就從第一頁開始讀起:「戈勒各爾照例在大清早醒來,卻發現自己變成一條碩大的毒蟲……」

我那時一度以為卡夫卡那種脫離現實又暗沉抑鬱的描述既是人生唯一的真實。那本書後來一直放在背包裡,在顛簸晃蕩之中漸漸皺爛,連封面都鬆脫了,像乾癟的麵皮夾著一疊醃菜。那時我竟矇懂未知存在主義,只是記得那個故事最後的結局,變成蟲子的戈勒各爾終於死了,他的家人感到從未有過的輕鬆,於是開開心心地相偕出門去野餐。我讀到這裡,彷彿真的聽見笑聲,抬起頭,有一家人牽著小孩散步,那父親指著我身後的高大植物,教導孩子辨認那些樹木的名字。植物園的荷花正盛,微風吹拂就輕晃。幾隻麻雀飛快掠過湖面。那風景是如此恬靜美好,以至我竟猜疑眼前現實的背後,是不是有什麼才剛剛頹然、無聲地死去了。

遊街

小時候總是期待中秋。老街一帶的洋貨店,層層疊疊掛滿燈籠,大都是彩色玻璃紙紮成的,竹條拗成各種形狀,再用毛筆點上眉目:兔子、蝴蝶、楊桃……那才是中秋的主角,在陽光底下張揚著紫紅艷麗的折光。燈籠每年早早就買好了,掛在房間裡,每晚都看著入睡,要耐心等到中秋節才能為燈籠點上蠟燭。燈籠底有個鐵爪那樣的燭座,插蠟燭可要當心,手一斜就會把燈籠燒了。那時總是期待和花園住區的其他孩子一同遊街。用竹棒吊著燈籠,在馬路上拉出一道道彩色的光影,晃啊晃的。其實也不過就是繞著草場走一圈(小小蠟燭耐不了多遠的路程),一路經過家家戶戶,都在門口掛滿了圓筒形的棉紙燈籠,還繫著流蘇;那燭光含蓄一些,柔柔點綴著小鎮夜景。

後來第一次離家過節即是中秋。九月開學,剪了短髮從家鄉飛至台北。眼下城市皆是稀奇的風景──販賣機裡琳瑯滿目的飲料、便利店、那些穿著吊帶小背心的女孩們……異鄉中秋,竟絲毫沒有想家。我尾隨學姐沿著興隆路的騎樓走,抱著新買的枕頭、晾衣架和洗髮水那些,路過一家一家新舊並陳的店舖,忍不住頻頻回望那些蹲在狹窄走道上烤肉的人們。他們把烤架都搬到騎樓底,肉片滋滋響,也烤著甜不辣和蘑菇青椒。原本就停滿機車的走道,圍著一圈圈的烤肉家庭。我拎滿購物袋子小心翼翼地跨過他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們挪了挪塑膠矮凳,繼續塗抹烤肉醬。一個中年男人穿著單薄白背心,面紅耳赤地仰頭灌啤酒。只有我站在那炊煙繚繞、華麗又魔幻的街頭疑惑起來。彷彿置身這座城市幽細紋理的開始,便稍稍察覺了一種無以名狀的錯置。

那時僑生在中秋節總有例常慶祝活動。年輕的異鄉人,掏出那些特地從家鄉帶來的棉紙燈籠,在學校附近的公園裡點上蠟燭。五顏六色的燈籠高高掛起來,像童年時光流失的場景。彷彿為了重新拼湊故鄉中秋,我們默契良好地佈置,在石桌擺上柚子和月餅,交換各自重疊的記憶。有心思的同學,還準備了一些燈謎,繫在燈籠的流蘇上,隨風就搖搖晃晃。有時引來附近散步的居民,狐疑地看著我們將社區公園張燈結綵。小孩子竟稀奇地沒看過那如風箱折疊的棉紙燈籠,拉著他母親嚷說他也要一個。後來才知道這裡的中秋並不張掛燈籠。燈籠是屬於元宵的。

徒留一幕錯置的風景。

有一年的中秋,忘了誰帶了頭,我們一行人提著燈籠在台北市街裡遊行。沿著校區走,拐了彎就是這座城市的外圍。像是一隊在闇夜迷路的旅人,在喧嚷的攤販之間、車燈來回晃過的熱鬧街道上,零星串成一行與四周景物格格不入的燭光。那路途似乎已經太遙遠了,蠟燭頹然矮去,晃過一陣輕煙就熄滅。我就這樣提著一盞黯然失色的紙燈籠,心虛地跟在遊街隊伍的最後亦步亦趨。我們經過那些光亮的街,經過那些擠在店屋外烤肉的人們,一路引來注目。大家原本還興高彩烈,走著走著都靜默起來。

「呃,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在中秋節烤肉嗎?」後來有個剛入學的學弟終於忍不住開了口。

總是想不起當時滿月的模樣,想是高大樓層遮掉了月光,想是我們由始至終,都沒有走進那流光閃閃的景色裡。

 

你正酣睡,我正美麗

我曾經抱著膝在小艾的房間裡聽她說少女時代的一些瑣事。那時小艾剛遇到一場車禍,頭纏著紗布坐在床上。她說起以前她在台北唸的那所中學有段午睡時間,那是當時的我所不太能想像的光景:課室的窗簾被拉下來,在灰朦朦的光度裡,桌椅、黑板的棱線彷彿都柔和起來。全班同學不被允許做任何事,只能安靜地伏在自己的桌子上睡覺,任由電風扇嘎啦嘎啦地攪動著夏天的熱風……時光靜止,在所有人都恍惚睡去的課室裡,只有小艾正在偷偷喜歡著坐在她隔壁的男同學。她總是故意不睡,把臉枕在自己臂彎裡,側著頭偷看那位打著微微鼾聲的男生。只有每天那一小段的午休時間,她才能把自己想像成情人那樣仔細度量那個男生的所有細節——校服上脫出來的線頭、隨風翻飛的髮絲、那微顫的睫毛和掀動的鼻翼——有時男生動了一下,她就趕緊閉上眼睛,再悄悄睜眼的時候,男生的臉已經別去了另一邊。

整整三年的初中生涯都沒好好睡午覺,就在那午間課室暗沉沉的偷窺時光裡,發現只有自己一個人醒著,神經病那樣又幸福又酸楚。小艾幽幽地說。

彷彿在沉睡與清醒的時差,有什麼正在如曇花瓣瓣凋落,已是錯失。我曾經在一間一間不同門號的旅館房間醒來,一時恍惚不知身在何處。我曾經躺在早晨的小熊床單上,聆聽戀人描述昨夜的夢。我也曾經在高中生活營的夜晚,陪著一個怕鬼的女孩折返她們女生睡覺的課室。女孩掏出鑰匙,輕輕地推開了那扇門——「但你不能進來哦。」女孩回過頭說。然而我還是忍不住往那睡滿了女生的課室裡探了探頭。她們把濕毛巾都挂在毛玻璃窗上,裡頭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所有人都睡得好熟。只有剛剛進去的那個女孩,正躡手躡腳地用手電筒在翻找什麼。澄黃的光柱晃來晃去,不時自那群睡著的女生之中,亮起一截粉白的手臂,亮起幾枚像雨後蘑菇那樣伸出被子的腳趾頭……

那沉睡之後猶隱隱騷動的身體細節,皆一現即逝恍如雲端閃光。

在我所讀過那些關於睡眠的故事之中,最令人迷惑不已的就是川端康成的《睡美人》。那間神秘的旅館裡頭,酣睡著一個個不會醒來的美麗少女。她們橫躺在恍若時間之格的房間裡,任由耄耋之年的江口老人撫摸她們身體髮膚的幽微細節(但請不要惡作劇,也不要把手指伸進昏睡的姑娘嘴裡)。恍若隔著一面乳白色半透明的、柔軟又強韌的薄膜,老人已無力侵犯,只能從那粗糙指尖的觸覺引渡一生憂喜。這樣的故事令我耿耿於懷的是,那清醒和昏睡的邊界如此牢不可破,以致所有的回首往事、所有的描述和刻劃,皆變成了虛妄。

夢裡花落知多少。

我曾經在小艾發生車禍之後的那段日子在寢室裡陪她,且謹守醫生的囑咐:「為了避免病人因為腦震盪引起的昏睡,必須在病人入睡之後,每小時將她喚醒一次。」那時我帶著鬧鐘坐在小艾身邊,指針旋轉一圈就起身把小艾叫醒。那夜裡重複的拉扯,一度被我錯誤想像成苦情劇裡的橋段——我一定要把妳自黑暗救回來——然而小艾總是才剛睡去就被我打擾,有時她賭氣亂踢被子,有時她會迷濛睜開眼睛,彷彿還置身夢中,把我錯認成她的中學同學,或者想要起床去買東西(恍然不知已是凌晨四點),而我自己也在瀕臨瞌睡的邊緣胡亂答她,搓著酸痛的眼睛等待天光。

許多年後我說起往事,小艾搖搖頭說不記得。她只記得那時,有一次天亮的時候她口乾舌燥地醒來,看見我坐在旁邊已然睡得不省人事,就伸手搖我;然而像是我替代了原本唯恐降臨於她的昏睡,不論她怎樣用力,怎樣大聲叫我的名字,都無法將我自那無垠的夢境之中喚醒過來。

 

 

連打嗝都有酒精的氣味

——紀念我們十年微晃的酒意時光

我永遠都搞不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我到底是因為喝酒才認識那些人渣朋友,還是跟著他們才學會了喝酒?我家其實一向禁酒(至今仍是),父親最多在喜宴上開一開葷,而我們小孩,就只能在新年時才可以喝到仙蒂(那細細的金色泡沫會從杯沿緩緩湧出)。有時溜到中學同學的家裡,他爽快地從冰箱裡掏出一罐罐的海尼根給我們,而我那時深怕喝酒回家後會被我媽嗅出來,還真有點猶豫要不要伸手接過。所以,我最後會變成這樣一個聞到酒瓶打開的氣味,就忍不住把杯子湊過去的酒徒,多少是因為少年時代的情感壓抑囉?然而似乎又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只記得我第一次和人乾杯,是在台北的某間酒館。我被邀去一個聚會,推開門時都已經晚了。他們皆是彼此相識,在澄黃的燈光下優雅地倒酒談笑,只有我一個以初識者的靦腆,還在努力扭捏著看起來得體的姿態。後來有個高瘦的怪傢伙跑來跟我踫杯,為了不讓他覺得我真的很不上道(什麼?連抽煙都不會哈?)或者我只是想讓自己看來更接近他們一些,我隨即把杯子裡的啤酒仰頭咕嚕咕嚕地一口乾完,且豪爽過頭地把杯子大力敲在桌上。

「所以,呃!我也是你們的一份子了。」

什麼時候開始呢,我所能夠記取的總是那些酒氣彌漫的碎沫情境:空去的台啤罐子東橫西倒在宿舍桌上、小鹿酒館的電視機播放著無聲的足球比賽、一張春光乍洩的電影海報(它跟隨著主人從一面粉牆貼到另一面粉牆)……那些色光對比似乎比現實強烈一些的物景裡,橘黃色的一張張虛浮的臉孔,竟都是那麼柔和且寬容。原本掩飾好好的什麼,皆會隨著酒精慢慢溶解。像是電影《伊莎貝拉》裡頭,梁洛施和杜汶澤在大排檔喝啤酒,喝到很駭就唱起了梅豔芳的舊曲。老舊的收音機。破落的街頭。一段舊時日光恍恍惚惚淡去。許多年後,有一個安靜的女孩悠悠地告訴我,她曾經在一眾醉倒的屍體之中,一個人一面拎著酒杯一面暈陀陀地拼命踩跳舞機,任由那跳舞機傾洩的舞曲溫柔包裹。那些情境奇幻又瑰麗,像都釉上一層色彩流轉的光。我總是輕易就被這樣的細節打動,音叉共震那樣,忍不住想說:「呃,那麼我也告訴你一個故事……」。那時候,我們一定連打嗝都有酒精的氣味,像從身體的深處有什麼就要按捺不住洶湧冒出。我們交換著那些摻了酒精的往事。我們還能不能像以前那樣呢,幾個人嘟嘟嚷嚷且頗沒情調地用便宜難看的紙杯幹掉一瓶絕對的伏特加?那年冬天,我們窒在政大女生宿舍前面的露天角落。有人從大衣裡掏出了酒瓶(他像電影裡殺手掏出槍的姿勢),有人從塑膠袋裡拿出紙杯。我們剛從一間7-11哆嗦地鑽出來,搓著手,呵著冷冷的空氣。是誰在十年之後才說——

「為我們不曾醉倒的時光乾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