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把這樣的一個故事當成笑話告訴我的朋友。那大概是我唸小學三年級的事，有一次被派去參加講故事比賽，你知道的，那種小學時代的比賽，通常指導老師都會事先幫你套好招，哪些情節要配上什麼誇張的表情和動作；老公公的對白要唸慢些，輪到小白兔說話時，就要用可愛的腔調這些。我無比委屈地告訴我的朋友們，我可是花了整整一個月才把那些繁複的表演步驟給死記下來的咧。

終於到了比賽那天，我坐在參賽者的座位上等了好久才聽到司儀叫到我的名字。我匆匆地跑上台，依照演練許久的親切語句問候台下的群眾。然而正當要繼續說下去的時候，卻赫然發現自己忘記了開場白的第一句話。我呆站在那裡，麥克風就擺在我的嘴唇前面，彷彿全場都聽到我被嚇壞了的呼吸聲音。

有人以為麥克風壞了，走過來幫我檢查了一下，給我一個鼓勵的微笑然後又走開了。然而我是真的忘記了第一句話應該說什麼了。我記得故事的第二段之後要開始用高亢一點的聲調，我記得結束之前要深深地鞠個躬。可是開埸白的第一句話卻如同和我捉迷藏一樣，在早已反覆溫習的字句某處藏匿了起來，並且好像還在記憶之角落裡咭咭咭地掩著狡獪的嘴角笑著。那時還是個九歲小男孩的我，只能站在台上做狀呆想，本來一直喧鬧著的台下同學，此時都彷彿沒有了聲響。

我總是記得那刻恍若時光凝固的情境：所有人都在等待我的下一句話，司儀卻忘了打圓場，我的指導老師也不知去了哪裡（他覺得太丟臉所以躲起來了？）……那樣惘然地等待時間消耗的絕望之景。

此後每當我再次身陷於生命之中某個進退兩難的時刻，我的腦海總是會浮現小學三年級的那次災難現場。像是什麼細微且最重要的關鍵點被遺失，和外面世界的連索就這樣斷掉而跌進了某個封閉的時間框格。（那何其相似於以前玩RPG電玩卡關的時候，只能茫然無助地行走在重覆且封死的遊戲場景之中。）——其實只不過是忘記了像開場白的第一句話這樣的小事而已啊不是嗎？——一如一個記錯的地址，一如我第一天上中學找不到的那間課室，那些生命無可迴避的失誤，卻總是一再一再地重現。

我曾經把這無聊苦悶的故事，當成了笑話那樣告訴我的朋友們。故事最後以小男孩在台上唱了一首〈三隻老虎〉結束。當然，那一次我什麼獎牌也沒拿到。

那是一個無法回去的地方了。你說。小鹿瑟縮在師大巷子裡的那間小酒館，在我們上次離開之後的幾個月就關掉了。現在那裡變成了洗衣店。有一天下午我放了學經過那個熟悉的轉角，聽見巨大的洗衣機隊伍空隆空隆地喧嚷著旋轉的噪音，突然又為這樣的情境而覺得荒謬了起來，或許你那時伏在桌上醉倒的角落現在正擺著一籃某人隔夜未洗的衣物。而我們的記憶彷彿也混合了濃稠的肥皂泡沫，以一種奇異的方式在歲月的洗衣機裡扭轉攪拌著。

其實我並不記得小鹿那間酒館的名字了，只有那個用藍色霓虹燈管框成的入口招牌還有著印象，卻忘了上面曾經寫過些什麼字眼。我們總是這樣說：走吧，去小鹿的店。那一年，我們幾乎在那間昏暗的酒館裡花掉了大部份的周末，還有癱在玻璃桌上的幾杯冰凍伏特加萊姆。

Ｌ有時在書包裡帶著The velvet underground & Nico的那張同名專輯（唱片的封套上就是安迪沃荷絲印的那根黃澄大香蕉），他就會走向在櫃台擦著杯子的小鹿說：“嘿小鹿這張酷播這張吧。”通常小鹿的pub除了我們之外也沒有什麼其他的客人了。在幽暗的燈光下，只有Lou Reed從第一首的〈Sunday Morning〉開始低吟，以及隨著音樂瀰漫在整間店裡的我們搓揉了相似的一些哀傷和驕傲的情緒。

酒館門外晃過接踵在師大夜市裡逛街的身影，和酒館裡正在播放著的那個屬於六十年代的歌聲顯得如此不合時宜。我們幻想自己是被錯置在世紀末端的詩人和被人遺忘的電吉他手。那些間夾了詩句的老搖滾樂聲彷彿就只能屬於門內的情境。

許多年後的有一天，我打算寫一寫The velvet underground以及那個在夢裡拼貼而成的六十年代，在腦海泛起的卻不是Lou Reed，也不是那根黃色的大香蕉，而是我們在那間夜闇的酒館裡漸漸被稀釋的身影。你望著遠方猛抽著煙，有人醉倒在洗手間的門口前面，我撐著頭看著玻璃杯子裡的冰塊緩慢地溶化在陳舊的節拍裡，一直到你說回去吧的時候。

20多年前的一個冬天，有個日本男人去北海道公幹，他在途中看到了當地人代步的雪橇很漂亮，就想著帶心愛的妻子來坐一次，因為他覺得她應該會喜歡這個有趣的東西。北海道的冬天太寒冷了，他還想，女人雖然有了厚厚的大衣，但是沒有合適的手套。於是他又走了當地的好幾家店去挑到了一對很好的手套。然後他又託了朋友去物色強壯的拉橇犬。甚至打算挑選一幢房子，以便女人累了的時候可以坐下來喝一杯暖和的茶。

不過，雖然他安排了這麼多，但是女人始終沒有跟隨他去，也不知道他的種種心思。這是高倉健在他和妻子江利智惠美離婚28年之後，一本很薄很薄的回憶錄《期待你的誇獎》裡面記下的不多的遺憾之一。

沉澱的記憶是生命的註腳。老演員高倉健在他的第202部電影《鐵道員》裡所扮演的火車站長似乎就已經詮釋了這個題目。電影裡不斷穿插著鐵道員的記憶：妻子的歌聲、襁褓裡的小女兒、朋友的眼淚、漸漸成長的年輕人……所有的記憶都由小鎮幌舞的鐵道串聯了起來。這樣的一生，最終也消逝在這條鐵道旁。

1931年出生的高倉健，在東映俠義電影時代就奠定了螢幕鐵漢不可動搖的巨星地位。打從一開始，高倉健就在螢幕上扮演著英雄角色。當初接到《鐵道員》的劇本時，他不太喜歡演出一位退休後還守著車站到死的老人角色，然而在電影完成之後，他在攝影廠拍攝《鐵道員》的定裝照時卻突然哽嚥難言，約過了30秒後，才又慢慢地說：“真是感慨萬千啊……”

68歲老演員的淚水，似乎也因為溶化了太多的記憶而濃稠了。在電影之外，他的回憶錄《期待你的誇獎》裡寫下了對妻子的一些遺憾。後來他一直沒有再婚，也許這20多年來，螢幕之外的高倉健還有很多未了的願望吧。在電影《鐵道員》裡，火車站長佐藤乙松的妻子一面走在白雪上，一面哼著〈田納西華爾茲〉，這是高倉健在現場拍攝的時候突然提議加進去的。和高倉健合作已久的導演降旗康男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心意，那是江利智惠美年輕的時候就很喜歡唱這一首歌。他和他的朋友們都沒有忘記，儘管那已經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

後來高倉健在電影結束前的眼淚，大概都流進了我們心裡，暖入心坎。這位68歲並且已經演過202部電影的老演員，他在電影之內和電影之外所不禁泛起的淚光，到底之中容納了多少的記憶呢？也許在那個時候他的感慨，應該不僅僅是關於電影的。

童年的時候很喜歡折紙遊戲。那時候我的母親或那些表姐們順手撕張日曆下來，就能折個什麼玩玩。那張上面印著大字日期，除此之外無所意義的薄紙，總是在他們的巧手上，一瞬間幻化成紙船、紙衣裳、鴿子、五角星星、紙青蛙……我記得有一個沒大我幾歲的小表姐十分精於此道，她總是可以折出一些我沒見過的比如說犀牛啊海豚啊長頸鹿那樣令大人都要無比驚奇的事物（重點是她每次都一臉不在乎地把那些奇珍異獸都賞給了我）。而我免不了要為那近乎魔術的奇技（那紙青蛙按下它的尾巴還真的會跳起來咧），而死依活賴地粘著他們，要他們教我那些折紙的方法。

我忘了我最終學會了哪一些，我忘了後來有沒有學會折犀牛或海豚那樣的高超絕技；在許多年以後，有一天我只是想從衣櫃裡找些雜物，卻不小心自上層的櫥格裡弄跌了一整個袋子的紙折玩意。那些原本好小巧好可愛的各式紙折事物，嘩啦散了滿地，其中許多卻因為擺在衣櫃裡被那些大衣和箱子擠壓了太久，皺巴巴地不成形了。我俯身撿起了幾個已經壞掉的，拆開來看，才愕然發現那發黃泛著樟腦味的日曆紙，竟印著十幾年前的一個年份和日期。

倒是我母親還記得我那時候想學折紙的情景。她說那時小表姐教我折一種有雨蓬的舢舨船，我難得安靜乖巧地一步一步跟著學。其中有一個最關鍵的步驟，是將整個船肚翻轉撐開，我卻像是日本人學不會捲舌音那樣，怎樣都翻不過來，不是穿破了船底，就是把之前折好的都弄散了。我的小表姐耐心且善良地再撕了張日曆重覆示範，而我卻不爭氣地一再失敗；結果我們兩個人竟然用掉了一整本的日曆，而那時才剛過九月咧。

我卻再也想不來，那段無償地預支卻不斷被折壞、揉掉的時光，是不是有什麼也隨之開始悄然壞毀了。像許多長大後彼此失散的兒時玩伴一樣，我那個小表姐遠嫁他鄉之後，我們多年都未曾再見過面了。而那些原本折得無比精巧的紙玩意，被黯淡地塞在某個幽深角落而終究被人遺忘。想起了我高中畢業要離開家鄉出國唸書的那個時候，我的小表姐在臨行前送給我一大罐的彩紙星星，那些星星是由各種彩色的螢光紙折成的，還會自那搖晃的玻璃罐裡發出沙沙的輕柔聲響。而我那時不知怎麼的，竟幽幽酸酸地泛起了“我這一生啊再也不會收到這樣的禮物了”的奇怪念頭。

如今的課室幾乎都已經換成嶄新的塑料桌椅了，我倒有點懷念起我們那個時代那些老舊的木頭桌子。想起那些用塗改液亂畫的白色塗鴉、遺留在桌角的作弊字跡，還常常會有苦悶的中學生，用圓規或鐵尺什麼的在桌面上鑽洞。我在上課煩悶的時候，常常用尾指測量著凹洞的深度。心底在想著，那也不知道要花費多少的時日，可能還是一屇一屇坐在這個位子的同學所接力完成的。像是為了完成什麼使命那樣，在悠長的上課時間裡，毅然持續地在一張桌子上鑽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