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馬線的靜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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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是木然地站在斑馬線的兩端,默默數算短暫靜止的時間。在你身旁擠挨著的陌生路人都和你一樣,他們彼此無語望著對岸的方向。在等待紅綠燈的紅色小人變成綠色的小人之前,你在他們身後偷偷端詳那些靜態的背影:穿藍色制服的中學生、頻頻看錶的焦躁女人、汗濕了米色襯衫的男子、百無聊賴的流浪漢……然而你始終沒有再遇見那天在斑馬線彼端淡淡微笑的那個女生;自上次你們彼此錯身而過的那刻開始,時間已零零落落地散了一地。人潮持續前行了,而你猶站在那裡。

 

會館

我童年有一段時光,常常任由我父親牽著我的手把我帶到會館去。我如今回想起那樣的情景,似乎總是一個人孤單地在空盪的會館裡玩,無聊且反覆地在兩層樓之間爬上爬下,撩弄著那些擺放在會館暗處已然生塵的老舊事物;一直要等到我的父親似乎察覺和朋友聊過頭了,或者終於結束了冗長沉悶的鄉團會議,才過來拍拍我的肩膀帶我回家。

後來在我的回憶裡,會館總是好像一個巨大的庫房,散置著各種被遺忘的東西(那些老舊的木頭桌椅、挂在天花板搖搖晃晃款式顯然早已過時的吊扇,以及那些活動結束之後就被棄置於此猶色彩斑斕的保麗龍板……);似乎時間在這裡皆放緩了腳步,連光度好像都濾得比外面暗了一點。我至今都還記得會館的大廳暗角就擺放著一座高大的落地鐘(對那時尚年幼的我而言,一度以為那就是“大鐘樓”),在底部恆常搖晃一個銅色的鐘擺。我貼耳在那木色深沉的大鐘上,聽著裡頭滴滴答答像什麼機器正在精準操作那樣無比清楚。鐘面的玻璃上還用紅漆小楷寫著某某敬贈,以及一個比我年歲還遙遠的年份。

那原是時光傷逝之奏鳴。我長大之後,始終不明白我的父親為何會如此放心地把那時尚唸小學的我,隨意放任在幽暗的會館角落,以及那些猶沉溺在停滯的氛圍裡木然地看著電視或者打麻將的老人之間。我那時經常一個人站在一道長長的迴廊上,抬頭數算著一整排一整排,幾乎鑲滿了一整堵牆的那些黑白人頭照片。在我所認得不多的繁體名字之後,大都附著“遺照”或“遺像”這樣的字眼。我亦有一次無意間找到一幅裝上玻璃框的陌生縣市地圖(我一眼就發現那不是課本上的任何一個地方),上面標滿了我所不曾見過的中文地名和道路。我問我的父親,晉江在哪裡啊,他竟然說那是阿公的家鄉。

我要到多年以後,才稍微知道了所謂“籍貫”背後的意義。我後來亦背井離開了童年的家鄉,然而每次回到老街的時候,我總一再想要轉過頭去看看那仍佇立原址的會館。這麼多年了,會館那幅古老沉重的匾額猶高高挂在陳舊的騎樓之上。黑色的漆底鏤刻著四個金色大字,顏體楷書方正不苟地隱隱還留著一股力道。在路人木然走過的長廊上,我曾經以為那是對抗時間的一種堅持,後來才察覺那原來是一抹無語望鄉的黯然。

帶你去看海

高中畢業那年的長假,我們百無聊賴地在小鎮裡蹓躂。那時大概是處在某個人生階段已然結束,卻像工程未峻的高架公路尚未銜接至下一段的路程,那麼漫長筆直而無所依偎的斷層時光吧。我們時常窩在某位同學的房間,傳看著那些租來的漫畫,沒有人抬起頭在意那陳昇還是周華健的卡帶已重覆了好幾遍,就這樣一個下午就恍然過去。

那樣被虛耗的時間,彷若日頭下的柏油路蒸氣騰騰地散失。後來像是為了把愈見膨脹的什麼給戳破,忘了是誰撐起身子,向大家提議說:“走吧,去海邊看海。”

於是我們就這樣搭了往海口的巴士,一路搖搖晃晃地走在曲折的公路上。好像少了旅途上應該要有的興奮和嬉鬧,我猶記得我們幾個人佔據了巴士的最後一排座位,安靜地看著窗外的景色自眼前不斷流失。現在想起那時的情景,像是一帖平面的黑白照片夾在記憶之間,卻已忘了我們經歷了多久的路程。

兩年後我坐在原本該有四十個學生卻只來了一半的課室裡,老師催眠的咒語持續在乾燥的冷空氣裡凝結。期中考才過,我伏在那張載滿了作弊字跡的桌面上,在筆記本無聊地塗鴉著一個海島,加上一棵椰子樹、海浪、風帆……從窗外看見校園的草坪上坐著幾個聊天的老人,任由他們帶來的小孩蹲在草地上撿拾著什麼種子那樣的事物;一隊體育系的學生小跑步地繞過窗前一圈又一圈,像一個定時的鐘……

我的眼睛不安份地在桌面上的作弊字跡上打轉,還無聊的在那些孑孓般字樣裡尋找著這位作弊者是否誤寫了錯別字;後來竟無意間在左手肘擱著的地方,看到之前坐在這裡的不知哪位同學,用深藍原子筆寫在暗色桌面上的一句話:

“走吧,蹺了課,我帶你去看海。”

想起了那年的長假,我們來到了一條其實並不很長的海岸線,海風輕拂過我們十八歲的臉龐。海浪並不很大,繞過了防波堤,緩慢地依著相同的節奏沖刷海邊的砂礫和我們的腳趾頭。遠處是被綁在木枝上的漁船,還有張著網像在圍捕著沿岸小魚小蝦的馬來漁人。我們俯身撿起沖到腳旁的小石子或貝殼,用力地把它們丟進海裡。就這樣一直重覆著撿拾和拋棄的動作,一直到天色都漸漸暗去……

 

英特納雄耐爾

(附註:“英特納雄耐爾”是30年代詩人郭沫若對英文“International”一字的中譯。)

你知道嗎,在讀著王安憶向陳映真致意的那篇《英特納雄耐爾》的時候,我想起的不是一個備受尊敬的作家那年老而魁偉的身影,卻竟然是我們那年在台北的酒館裡高唱這首歌的情景。這當然是有一點滑稽而諷刺的,我是說那時我們確然只是一群在週末百無聊賴的大學生,聚集在充滿布爾喬亞情調的酒館裡,大聲的唱著國際歌,興奮得都啞了嗓音、粗紅了脖子這樣的事。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

可是那樣的時代(我們的時代咧),我們似乎錯過的已經太多。好像再也沒有什麼事是你必須要去流血爭取和對抗的了。然而我們卻還別扭地操著從哲學系的人渣朋友那裡學來的幾個“有點左”的字眼,傳閱幾本擺在誠品書店裡還賣得真有點兒貴的馬克思,彷彿這樣才能站在群眾的另一邊,那麼孤立而寂寞地走向被人遺忘的邊緣。然而我們也只是荒腔走調地在亂唱吧了(國際歌的版本還是唐朝樂團的那個搖滾版呢)——像是躲在那些壯碩偉岸的身影背後,我們在巨大的影子底下任意地玩鬧胡扯醉倒嘔吐……

我記得在有一年的文藝營裡,陳映真說起了一個故事:有一次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的信徒們(包括了他自己)聚集在遙遠異鄉的一間小酒館裡。他們因為彼此語言之不通而各自低頭喝著悶酒,後來不知是誰起了個頭,悠悠唱起了那首國際歌;那些理想時代的遺族們,像是心底的什麼被召喚了,一個一個跟著站起來高唱各自語言的國際歌,一首歌還沒唱完,每個人都已淚流滿腮。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然而我們怎麼去體會當時的氛圍呢?時光僅留下了一些破碎的字眼和模糊發黃的照片予我們。像是一道巨大的門已悄然關上,一開始我們仍臉貼著門縫或摳著鑰匙孔一心想要窺探裡頭的什麼,後來我們漸漸學會了以各種戲謔的語氣嘲弄所有偉大的事物——那些落伍者,他們媽的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從來都沒見到過。我們像是被隔阻在大門外的頑童,用力地踢門比著中指罵粗口,以掩飾我們無比的嫉妒。

 

經歷地震

地震之後,我們不敢單獨留在各自的房間,都一起窩在學長的宿舍,圍著一枚搖晃的燭光聽著收音機重複播報相同的災情新聞。我記得那個情景,我們被燭火拉長的背影在狹窄凌亂的房間裡搖擺不定,空氣如被一層薄膜包住了那樣凝滯悶熱。而我們的那位學長蹲在那一大袋一大袋從便利店裡搶購回來的餅乾泡麵電池和礦泉水之中,猶對我們開玩笑說:如果現在這幢樓塌掉了,至少要埋掉兩個畫家和一個詩人對吧哈哈……

那是1999年9月,台北的入秋時分。

大地震之後整個台灣電供中斷,一到傍晚即只能摸黑前行的那幾天,我們晚上都沒辦法睡好,總是因為一些細微聲響就驚醒過來。那是第一次覺得如此貼近災難。然而關於在同一個島嶼上被瓦礫石土掩埋了的那些地名,卻不是我們記憶停駐的地方:南投、集集、埔里、東勢……彷彿是一個個還未來得及碰觸的名字,如今已變成電台播報員口中拼湊出來的殘垣敗瓦了。

在地震的那一刻,我還躺在客廳看電視,一陣接一陣的搖晃,靠牆的書櫥皆砰然摔下。然後電流中斷,驟然陷入了午夜的一片漆黑。我那時一個人慌張踉蹌地從四樓跑到樓下,在整幢樓咯咯亂響的時候,心裡還真的閃過“該不會這樣就死掉了吧”那樣的不幸想法。後來逃出樓層外,一整排店舖的鋁製閘門匡啷匡啷晃搖發出巨響,魔幻得如同夢境。

我幾天之後回到我賃租的房間,才發現挂在客廳裡的那個時鐘已從牆壁摔在地上,時針在玻璃碎片底下永遠停擺在凌晨一點四十七分。彷若在過去與現在之間迸裂了一道裂縫——所有的意義皆還自那道裂縫間不斷不斷地流失。

只有我猶記得地震發生的那天晚上,我就這樣站在馬路中央,抬頭望著我賃租的房間,像等待著那幢爛樓應聲塌掉的那刻來臨。後來開來了一輛汽車,有個陌生男人搖下了車窗,憂心忡忡地告訴我︰“電台說台北松山的東星大樓倒掉了啊。”我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浸在夜闇中的街道只有路口的便利店如海底潛艇那樣發出自備電供的微光,一個穿著紅色制服的店員站在門口亦以無比茫然的眼神望向我們這邊。

那時我們都尚未知道原來一場巨大的災難已由此啟動。